多元文化的定義與內涵
Sue 與 Torino(2005)認為多元文化的助人工作者需兼具東、西文化二者之平衡,在助人的諮商歷程中能夠瞭解及確認當事人有關個人、社會及世界的層面。亦即在諮商服務時,諮商員不僅需覺察求助者的人格特質,還需對其家庭脈絡、種族、信仰、性傾向、性別、當地風俗與傳統、年齡世代及社會階級等等因素都作為考量。因此諮商員除了需敏銳度與警覺性之外,還需要對於多元文化先備的知識、介入的技術以及建立良好諮商同盟等文化勝任的能力(Sue & Torino, 2005)。
網路的發達與地球村的概念讓跨文化的諮商越來越受到重視,為了對於個案有更佳的服務,諮商員有必要接受多元文化的訓練,讓多元文化和特定文化的知識、技巧加以統整,使其在諮商中得以發揮產生效果。在過去的諮商倫理認為個人受文化的影響不大,因此許多諮商看不到很大的成效通常是忽略了種族、少數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差異(Sadeghi, Fischer, & House.)~
研究中發現諮商員改變個案去適應系統優於改變系統去適應個案。因此當諮商員遇到個案與其文化期待相牴觸時,應該提供方法培養其獨立解決他自己的問題,面對多元文化的議題,傳統的諮商會教導個案為自己負責且掌握自己的生活,這樣的處理並未能滿足所有不同文化的需求,因此諮商員應該有足夠的敏感度去意識到所有文化的個案,都有其價值觀、信念、神話、人格態度等等,這些因素都將深深地影響著個案及其家庭。
家族治療在本土文化的觀點
在許多的研究中發現,東西方文化有許多社會文化的差異。在東方,特別是華人文化較強調關係主義,而西方則是重視個體化。亦即東方文化中是比較重視人際及家族關係,而西方是重視自我實現與自我的滿足。台灣除了原住民、大陸來台者之外,經歷過許多外族的統治,近年來外籍配偶等新移民,也讓本土文化更顯得多元與複雜。
游淑瑜(2002)以親身經驗發現運用西方家族治療理論來對本土家庭實務工作,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他認為西方家族治療理論發展是屬於「根生於地」的成長模式,而本土家族治療則多是學習及應用西方的觀點,因此認為必須瞭解東西文化上歷史發展脈絡、意義及之間的差異。游淑瑜(2002)提出當我們從事本土家族治療實務工作時,有幾個方向值得我們省思:一是瞭解中西文化的差異及如何影響中西家庭文化的樣貌,從之中找出華人家庭心理及行為現象。二是對於西方理論觀點的熟悉,進而省思如何在本土文化架構下調整。三是蒐集有關華人在此方面的相關文獻,在實務與經驗中提供本土思考的觀點。四是從台灣文化變遷的角度思考文化的衝擊、衍義,以建立屬於台灣本土的理論。這樣建立的理論才是真正「根生於地」屬於台灣本土的思考觀點,符合本土家庭的需求模式。
劉焜輝與洪莉竹(2003)認為家族治療源自於西方,台灣土生土長的諮商員在訓練過程中,並未實際經歷西方文化的發展,因此在理論基礎上受限於文化脈絡因素,以及本土價值關的干擾,而無法深入及完整,因此唯有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根植於本土文化的心理諮商文化才能真正符合本土家族需求,更有效的服務求助者!。
賈紅鶯、陳秉華與楊連謙(2003)研究中指出家族治療歷程面對本土文化議題的衝突包含:「家人一體」與劃清代溝界限;對子女「關心過頭」與鼓勵自主;父母與子女問題取代「家庭問題」。洪莉竹、陳秉華(2005)的研究結果指出:臺灣的諮商輔導人員在學習與應用諮商專業的過程,引發衝擊的議題包括一、人性觀:個人的自主權、對人的信任、人的需求與情緒等方面。二、自我觀:包含行為評價和自我接納。三、人我觀:包含人我的界限和平等的關係以及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三個方面。四、諮商觀:包含助人角色和助人工作行為兩個方面。這些因素是本土化過程中的影響因素。
亞洲與華人傳統社會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甚鉅,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特徵,這樣的社會文化特徵,包含集體取向、情境取向、社會取向、關係取向等概念(陳秉華,2004)。華人心理學者楊國樞(1992)也指出華人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發展出家庭的特徵,包括家族主義、家庭階層與角色關係、重視家庭孝道倫理與維持和諧等特徵。在養育兒女的觀點上,對人性、理想人、世界觀等層面皆有差異,造成了東西方社會在體化歷程的不同。
台灣雖然慢慢受西化影響,強調自我與個體獨立性,然而子女孝順、家長制家庭結構、人際關係和睦等仍然對中國人有很大的影響(劉焜輝與洪莉竹,2003)。現今台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特徵同時並存的現象。亦即出現同時有集體性與個人性價值並存的現象,但是研究也發現,在本土社會的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例如家庭孝道倫理、人際和諧的重視,仍然受到重視與保持(楊國樞,2003)。
本土諮商倫理的議題
由於專業助人者價值觀與訓練背景的差異,常會而引起倫理問題的爭議,在此我們將對權威、性別、宗教信仰的議題討論:
一、權威的介入。大多數家族治療師和學者反對將價值影響及權威性指導加諸於當事人,因為權威的觀念不適合於關係的領域,但也有人認為若讓治療進行順利,權威用於人際的領域是正確的,權威是促成改變的主要方法。不過許多研究結果證實,積極指導對家庭系統治療有負效果,尤其在華人社會,諮商員易被當事人視為老師-權利的象徵,而華人對於權威通常都是服從,對於心理治療則期待更多專家的意見(賈紅鶯、陳秉華、楊連謙,2003)。若諮商員運用不當,將造成當事人更大傷害。因此我們可以瞭解權威本身沒有什麼好壞,問題在運用的恰當否,若諮商員不顧家庭成員的自主決定,而強制要求其接受,則將違反諮商專業倫理。
二、性別是另一項文化敏感度重要的議題:女性主義提出某些家族治療理論的系統觀具有傳統的父權思想,而傳統的華人社會也不例外。她們認為這些體制將限制女性的發展,同時也是許多家庭暴力的源由。諮商員在晤談過程中,需抱持對於性別的敏感與覺察,如此才可以對家族治療的性別議題有更清楚的瞭解與因應(牛格正、王智弘,2007)。近年來台灣的在性別平權運動的努力,二性權益已漸趨平等,然而在傳統的價值觀仍影響著社會許多階層角落與生活情境,特別是在家庭倫理情境中,家族治療師在為女性當事人賦權的過程中仍常遭遇極大的阻力,此一問題在台灣外籍配偶、弱勢新移民的家庭中將更為凸顯(牛格正、王智弘,2007)。
三、宗教信仰議題:
許多研究指出宗教信仰對於求助者面對困境、疾病或創傷時具有療癒的力量。台灣宗教的多元與民俗療法深得民間喜愛。因此家族治療的諮商員對於本土的宗教信仰及民俗療法應該有所瞭解,例如道教、佛教、基督、天主及一般的民間信仰等等。當具備這些基本的知識,在諮商的過程中,當與個案諮商遇到僵局時,或許宗教上的議題,背後隱藏的限制與倫理的議題,可與個案檢視是否影響著他。除此之外諮商師亦應反思自己對於宗教的價值觀,是否因為不同宗教、無神論或是對於民俗療法的接納程度,而在無形中影響加諸於當事人。諮商師若能對於宗教信仰有良好的訓練及敏銳的覺察,透過他們所理解及宗教系統的知識,與個案建立治療同盟,進而幫助個案處理其議題
台灣本土目前對於從事家庭諮商的專業實務工作者所需資格與經驗並未明確的要求與限制,諮商員從事家族諮商的工作,面對當事人權益、兩性、宗教信仰等等倫理議題時只能自我進修,培育具多元文化勝任的能力。近幾年來台灣婚姻與家族治療專業學會與系所的設立,對於未來家庭諮商專業人才的培育與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個資格能力與課程標準制定的良好契機。
結論:
本土社會文化中,對於個人與家庭的界限及分化、家庭對個人的影響、權威與孝順,重視社會期待與規範、重視家庭倫理的社會價值觀等議題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諮商員從事家族治療時,必須瞭解東西文化上歷史發展脈絡、意義及之間的差異,尊重本土文化信念的前提之下,融入西方諮商的文化信念,增進對諮商本多元土文化察覺與敏銳度,在實務工作中不斷反思與調整,尊重案主需要,進而發展適合本土文化架構,紮根於本土多元化的諮商方式。
釋大惠~花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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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莉竹、陳秉華(2005),臺灣諮商人員對西方諮商與華人文化信念衝突的轉化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7(1),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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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瑜(2002)。家族治療本土化的思想觀點-從西方台灣、家族治療的歷史發展談起。諮商與輔導,201,39-44。
楊國樞(2002),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並存?刊載于楊國樞著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pp. 377-416。臺北:桂冠圖書。
賈紅鶯、陳秉華、楊連謙(2003)。一個結構---略家族治療改變歷程與文化意涵。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71-124。
劉焜輝、洪莉竹(2003)。學校輔導工作的多元面貌:專業理念與實務的對話。天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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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K. S. (2003).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49, 17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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